以选题论证为例,在译文社,编辑考虑选题可行性时除了上述“三专”的指导方针外,实际上还有规范的流程、制度帮其把关。事实上,每本书在决定出版前都要经过多个部门的论证,长达六七页的选题表由多个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完成。首先是编辑部门和编辑人员按照产品设计要求,认真规划每个选题的出书方向、读者对象、出版时机、装帧特色、定价水平、价格政策等营销要素,再由职能部门市场部、发行部和财务部,分别根据市场调研和同类产品市场表现数据进行测算把关和论证,以确保每个选题不仅具有较高的内容价值,而且还具有完整的营销思路和可靠的经济价值。
记者发现,同选题制度一样,译文社的很多管理制度都呈现出表单化、要素化的特点。这不仅提升了出版社的管理水平和执行力,更是将“严格化、精细化”应用到了管理和工作中,推动了出版管理模式向精益型转变。据了解,这套管理制度产生了显著的成效,实施当年,主要编辑部门实现扭亏为盈,管理和生产服务部门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人浮于事、损公肥私和管理松懈的问题迅速改观。而专业化的管理模式甚至降低了员工的培训成本,例如新营销人员,只要按照营销流程表一步步照做,便可做到基本掌握这一岗位的职责。
数字授权产品成重要赢利来源
韩卫东认为,面对市场经济尤其是在数字出版时代,出版社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提供内容的专业性上,没有专业性出版社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他说,很高兴近年来译文社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社领导班子最引以为自豪的是,译文社的专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全社拥有一支精通英、法、俄、德、日、韩、西班牙、阿拉伯等十多个语种并具备专业知识的编辑团队,出版了《普希金文集》、《狄更斯文集》、《契诃夫小说全集》、《茨威格作品集》等高水平著作;储备了一笔数量不少、每年都可以创造价值的版权资源;此外,译文社雄厚的编纂翻译力量在国内词典工具书领域独树一帜。
提到版权,韩卫东告诉记者,随着国内外版权合作和贸易规模的扩大,版权合作和贸易不再是简单的拾遗补阙的内容著作权交易行为,而是能够为出版社带来巨大收益的重要业务和经营活动。为此,社里充实了版权部门,在做好引进版权管理服务工作的同时加大了版权输出的力度。特别是在工具书授权和数字化开发方面,译文社着力甚多,配备了专门的人员,充分发挥原创大型工具书适合数字出版的优势,迅速加大与国内外电子厂商和互联网运营商的合作,开拓了数字产品授权业务。迄今,译文社已有近20本词典工具书和学习类图书以及100多种文学名著授权了电子权利,产品类型包括学习机、电子词典、手机、手持阅读器和电子书,产品型号近百种,此外,还有40多种文学名著和词典工具书对外授权了翻译权、改编权和译本使用权。经过数年努力,目前译文社已经不再仅仅是版权购入大户,而且是版权收支达到经济平衡的单位,来自数字授权产品的赢利已经成为图书业务赢利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