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宋代的礼教未如后世严苛,妇女的束缚尚未达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这也从另一个方面给女性文学与酒的结合提供了客观条件。应该说有宋一代,程朱理学的压抑远没有如明清时那般严厉。尤其在婚姻上程朱理学的影响还未登峰造极,妇女也“并不完全被社会杜绝于所谓的公共领域之外。”在特定的日子,她们还能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甚至在重大的节日里逛街、饮酒。《东京梦华录》卷六记载: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
又如《历代词话》卷六记载: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令卫士送归。
可见,女性饮酒在当时也是很自然的事,甚至得到统治者的默认,这样酒便自然而然地走进女性的生活中,并发而为文。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女子必须有一定的学养。而宋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尚未形成,所以女子能文并不是件可耻或离经叛道的事。相反,宋代很有一些女作家及其作品传世,如魏夫人、李清照、朱淑真等。对于宋代女性,家庭熏陶、社会影响培养了作家的创作素质。一些仕宦人家的闺秀从小就有学习文化的机会,受到父母良好的文化教养与熏陶……有的女子家庭不能教以文化,便拜名家为师……一些出身贫贱的下层女子,她们从小没有学习文化的条件,长大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如一些青楼女子出入歌楼酒肆,与士子文人交往,学习与吟唱名家诗词,应对达官贵人,久而久之,她们亦能诗词,由此可见,女性拥有一定受教育的权利,而这种文学素养也使得其能拿起笔,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形诸笔端,作为生活中的酒,自然也成了其笔下的表现物。再次,男性的好尚和文学上的追捧、唱和是促使女性文学与酒结合的又一重动力。在封建社会,男性的好尚自然成为女子努力的方向。如在歌馆酒楼,青楼女子为了赚得缠头,努力使自己多才多艺,以吸引男性目光。如《能改斋漫录》云:西湖有一卒,闲唱少游《满庭芳》,误举“画角声断斜阳”。琴操在侧云:“‘谯门’,非‘斜阳’也。”卒因戏曰:“尔可改韵否?”琴操即改作“阳”字韵。东坡闻而赏之。后东坡到西湖做官,常叫琴操把酒,作诗词唱和。可见,青楼女子才能的高低对其生涯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作为青楼这一非凡的地方,所进行的一切必在觥筹交错中进行。而在酒精的刺激下,一切就更显得美妙。于是,作为酬唱,酒便很轻易作为人们应景之作的对象。而宋代男性的姬妾为了赢得夫君的宠幸也同样注重培养自己的文学造诣,而她们又往往要侍宴,与酒更是不可分割。《苕溪渔隐丛话》云:“陆敦礼藻有侍儿名美奴,善缀词,出侑樽俎,每丐韵于座客,顷刻成章。”而男性也以女子聪慧而欣喜,并与之唱和,那么酒自然在女性文学中流淌,而女性文学也因此得到不断提升。女性也借由此来表达女性的内心世界,以期得到赏识、认可与心灵相通,并得到心灵的慰藉。或者说男性和女性一起在酒的沉醉中暂时得到了解脱、沟通与心灵相吸。所有这些,使得女性诗酒人生得以成为可能观。